武汉蛮有味武汉蛮有味  2021-08-26 17:27 热点新闻资讯 隐藏边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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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图米、舒怀

一周来,武昌面馆的砍杀瞬间震惊全国,

各路不靠谱传闻、谣言诽谤充斥网络。

近日,我们独家采访了被害人的家属,

是为了一碗面多加一元钱,被杀吗?

不是!

是肆意轻慢、恶语相加被杀吗?

不是!

是近在咫尺的派出所出警滞后吗?

不是!

我们了解到,他只是一个屡败屡战的餐饮人!

我们从中听到了社会底层人士自我奋斗的心声

也看到了武汉致力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形象被笼罩的阴影

我们试图进行还原被害人悲情的一生,

还白云黄鹤的江城一个真相。

2017年2月24日7点15分,武昌面馆砍人事被害人姚永胜的家人和亲友,在武昌殡仪馆料峭的寒风中,送别了这个来自湖北十堰郧西的餐饮人,为他悲情的人生划上了句号。

而在此前一天2月23日上午,我们已通过相关渠道了解到的关于事发原因最新信息——犯罪嫌疑人胡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词显示:

2017年2月18日中午,胡某独自一人,到被害人姚永胜面馆就餐,吃了一碗6元的炒花饭,吃完后付了钱,付钱后胡某向姚永胜表示想要在其面馆打工。姚永胜(在武汉从事餐饮近20年从未雇佣过帮工)当即拒绝,胡某执意强行留下,姚永胜把胡某推出面店,在推搡过程中,双方争执升级,胡某取刀砍死姚永胜,悲剧发生。

先前媒体和舆论热炒关于事件起因的话题:因面店老板姚永胜在没有明示的情况下,擅自多收胡某同行三人面款3元,且强势恶语相加(如:我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们没钱就莫吃等)。在事实面前,某些缺乏深度调查研究的主观臆想或随意采纳路人的道听途说的流行,凸显出当下某些人和媒体在面对突发极端事件的舆论归因时,有多么巨大的阴影面积。

事实上,被害人家属对事件发生后公安部门(特别是直接处理案件的首义

路派出所以及擒获犯罪嫌疑人的站前派出所干警)、民政部门、街道及学校等方面以及闻讯赶来的同乡及商会组织,处理该事件的态度、真情和效率表示由衷地感谢,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使遭此不幸的这个普通家庭感到了的温暖和蔚籍。

2001年的姚永胜,这是家属能找到的最早的相片

23日下午4:30分,我们来到位于武昌火车站广场的丽枫酒店,通过十堰商会相关人士的引见,我们见到了18日武昌面馆砍人事件被害人的家属——被害人的妹夫。经过近两小时的独家采访,我们对该事件和被害人有了与当下普遍看法迥异的认识:

关于被害人:2017年初春最悲情的餐饮人姚永胜

被害人姚永胜在妹妹店里

他是一个乐善好施、心地善良的人,在火车站从事餐饮期间,经常为乞讨

者提供免费饮食;他是一个勇于助人、热爱乡里的人,在回家探亲遇到家乡同乡山上失火时,曾多次积极参加救火;他是一个有骨气、有担当的人,离婚时自愿提出承担所有债务,独自抚养儿子;他是一个屡败屡战、相信劳动改变命运的人,在从事餐饮经营时,始终坚持真材实料、精工细作的职业操守。

他也是一个本分木讷、吝与人争的人,36岁时,曾被出租车撞倒,住院二十多天,不顾家人反对,息事宁人,没有追究出租车司机的赔偿责任;他还是个心无城府、良善可欺的人,因轻信熟人,被设套骗走20多万,事发后还碍于情面,不敢报警争取权益。

他的亲人和同乡,无不对他这样一个总是委屈自己、善待别人的人遭此厄运感到不解!对网上那些关于事件发生原因的胡言乱语表示极大的愤慨!

兔死狐悲况乎人!

2017年2月18日中午武昌面馆被害人姚永胜,1975年出生于湖北十堰市郧西县,今年42岁,离异,有一个12岁上初一的儿子由他抚养,从家乡来武汉从事餐饮个体经营整20年。

家里原有一弟一妹,弟弟早年在家乡因救落水同学在池塘被淹死,妹妹后来也来到武汉,结婚。

姚永胜走出郧西后,先后在江浙等地做过小工。1997年,来到武汉,开始了他的江城岁月。

他来武汉第一站,是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百货,售卖指甲刀、小饰品等小物件。每天四点多就起来,晚上做到十点钟关门。靠小百货姚永胜终于在汉口火车站附近有了自己的营生,也攒了一点钱。

2002年的姚永胜

2003年,他服从家里长辈的安排,回家乡与一同乡女孩结婚。第二年,他就有了儿子。婚后,为承担起家庭责任,他又到汉口火车站摆摊并在附近租房居住。由于居住环境的恶劣与潮湿,儿子一生下来不多久,大概两周岁样子,就因病送进了ICU病房抢救,他四处借债医治孩子。孩子终于转危为安,他也因此背上了债务。

2008年1月,汉口火车站改造,小百货门面到期。于是,他只有来到武昌千家街,为妹妹、妹夫打工,成为店里的主厨。当时,武汉流行恩施名吃公婆饼,在烟熏火燎间,他学了一手好公婆饼手艺。

那年春节前后,武汉暴雪。姚永胜事业心再起,于是,再次前往汉口火车站推车摆摊。凭着手艺与良心,他开始推着小车子卖公婆饼,一点点的攒钱。他做的公婆饼,肉馅用的肉全是猪后臀肉,是最好的肉。于是,凭着辛勤劳动,他也真的攒了一笔钱,大概有个几万块。

这时,他遇见了附近的一个保安。对方能言善道,经常找老实木讷的他聊天,让他倍感亲切。后来,保安还让孩子拜他为干爹。以帮他找门面做大生意为名,多次让他拿钱打通关节和交房租,总计超过二十余余万。其中,包括他的大舅哥的六、七万块,妹妹的五万,表弟两、三万元。后来保安失踪,事发后,忠厚的他没有将事情讲出来,也不敢报警,瞒着所有人。等到别人发现,试图帮他时,发现所谓的保安在汉口作案多起,由于轻信而没有办理任何账款往来手续,对他无可奈何。因这件事,他负债累累,妻子与他离婚。姚永胜同意孩子的抚养和家庭所有的债务由他一人来承担。他是一个要强的男人,他不信命,他觉得靠餐饮他能翻身。

妹妹妹夫在武昌火车站与朋友合开了一家面馆,主打炸酱面,兼营襄阳牛肉面和热干面。

武汉人的口味很挑,几年一变,公婆饼流行过去了,满大街开始出现襄阳牛肉面馆。妹妹妹夫在武昌火车站与朋友合开了一家面馆,主打炸酱面,兼营襄阳牛肉面和热干面。

于是,看到商机的姚永胜又去襄阳拜师傅学做牛肉面,由于他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不久,便又学得一手襄阳牛肉面的好技艺。

就这样,2015年年底,妹妹帮他选定了武昌火车站东广场附近武南一村71号的一处商铺,月租一千块,并帮他支付了转让费一万块,这个价格比租住房还要便宜啊!他可能是求之不得吧!妹妹一家为他出钱,帮他搞定了一切,毕竟人到中年的他当时负债累累,一无所有啊!但他信心满满,认定在此可东山再起。

在武昌火车站,西广场有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流,客流众多,生意好些,这里集中了肯德基、麦当劳、大娘水饺、周黑鸭、永和等连锁快餐店,但去年底开始,周黑鸭、常青麦香园等名店已撤出,说明该区域的生意肯定是呈下降趋势;东广场属于城际铁路候车处,其左侧餐馆一条街,生意较之西广场就更差了,只有不太起眼的多家炒菜、小吃餐馆;而右侧武南一村沿街,属于公共汽车总站出口,车多,很少有人在此停留,有些在武汉生活十余年的人都不知此处有可以就餐的地方。

这就是姚永胜的店铺,这家取名为“炸酱面”的商铺恰好在东广场右侧、与火车站东广场隔着一条马路,位于高坡处,正对公共汽车站出口,车流大,人流少。它虽在武昌火车站附近,但属于武南一村的范围,而生意也基本上靠附近的居民来支撑,与火车站生意关系不大。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寻许久,问了多人,才辗转找到这家店的所在。

为了开好这家店,他租的房子离餐馆不远,就在武南一村的老火车站职工宿舍,七十平米,他和孩子与别人和租住在那里,每月房租一千六百元。

他自己熬的骨头汤,从来不买冻牛肉,全部是新鲜的,骨头汤是新鲜牛骨头与牛肉一起熬着煮,很香。

开店后,他给人卤牛肉,买来的生牛肉每斤23元,他加工做成五六成熟的卤牛肉,每斤24元,接连卖了三个月,都是亏本。他以为对方会给他发工资,实际上并没有发,他事后又不好意思去要。许多人说:“老姚,你实在是太老实了。”

2017年正月,姚某很早就从老家赶回武汉,初五就开门营业。春节后,因为原材料价格飙升,武汉多处餐饮店纷纷涨价。家属和周围居民称,姚某的炸酱面并没有涨价,依然是卖原来的价钱。

2月17日,他向朋友借了四千块,说是要还表弟的债。那时,他表弟的母亲当时病重,急需用钱。于是,他的朋友在第二天一大早转账到他的卡上。夜晚,姚某在厨房洗菜池旁,用力磨着菜刀,刀磨得非常锋利的。他第二天还要早起,忙着切肉、熬骨头汤做面呢!

他之前几乎遭遇了人生的大部分不幸:弟丧的手足之痛、妻离的破镜之苦、受骗的败家之难,这些都没有使他丧失生活的信念,他还准备屡败屡战。

但他哪里知道,最终等待他的竟然是因为他拒绝雇工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关于派出所出警滞后

位于火车站东广场的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案发地点不属于该所辖区

位于火车站东广场的火车站站前派出所,距离案发地点两百六十多米,中间

有广场建筑和坡状的地形阻挡视线,根本是看不到该区域状况的。案发后,就是两名站前派出所办事路过的民警,凭路边检获的扫帚和铁棒,擒获砍人的犯罪嫌疑人胡某。

图中武昌火车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包括站前派出所;图中一品热干面就是被害人姚永胜转让前的面馆的名称。

更为关键的是,案发地点在区域上属于武昌公安分局首义路派出所管辖,距案发现场2公里多远,报警电话按案发地点所属辖区的范围,直接由首义路派出所接的警。首义路派出所接警后,驾车通过因建地铁而非常拥堵的火车站附近路段,正常至少需要二三十分钟。

案发地点属武昌公安分局首义路派出所管辖,距案发现场2公里多

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砍人的时间不过几分钟,是在被害者已经被砍,逃至面馆外被人发现,才开始有人报警,可能连报警电话都还没简述清楚,悲剧就已经铸成。

而且,当场报警的人,受到强烈而血腥的感官刺激,从而对时间的感觉是与我们不在现场的常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觉得警方赶来的速度不够快,也是可以理解的。

根据对以上事实真相的调查表明,政府相关部门对造成这起极端事件的制度建设尚存在亟待解决和改进之处(如: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管理),但我们觉得我们媒体和媒体人更应该从中得到启示和反思,引用2月21日《新京报》作者佘宗明在事实真相尚未查清之前对媒体和媒体人的敬告作为结束:

这个悲剧的发生有两点显然值得反思:一者,不要轻易将对不守规则者的憎恶,投射到真相不明的极端个案中,并由此衍生出“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冷血判断。“善恶有报”“出来违反规则,迟早是要还的”的解释框架,有时是思维上的偷懒——它省去了对个体违反规则的情节轻重、应担代价的具体分析。

死是施予一个人的极刑,很多违反规则者或许应该为破坏规则买单,但远不止于“罪大恶极”的程度,他们的死值得同情。很多人把他们设定为社会新闻丑角,让其扛起所有对准“不守规则病”的舆论火力。罔顾尊严和生命永逝的悲剧,说某人的死是活该,是冷血的。

二者,很多爆款文为抢占“第一时间”,在缺少足够多权威信息披露,就连如行凶者和受害人间衍生、升级过程都存疑的情况下,采取看似不易出错的“弱者抽刀向更弱者”、“底层互害”等稳妥表达,但到头来,依旧可能只是舆情“歪楼”的一个节点。

很多时候,对于真相未明的悲剧,节制我们旺盛的表达欲,就是最好的表达。而确定性的事实,也该是公众表达应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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